
1960年代,当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上开始刊登郭沫若的白话诗时,陈明远刚从大学毕业,进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,投身语言声学工作。那时,他怀着满腔热情,写信给郭沫若,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。陈明远在信中尖锐地指出,读完郭沫若的诗集,人们能记住的不过是大诗人这三个字。至于诗的内容,编辑们大概是因为敬畏郭沫若的名声,不敢不全篇照搬。但广大读者寄予了诗歌的厚望,然而读后却只剩下惋惜,甚至有些人因为失望而发出嘲笑与挖苦。
展开剩余57%郭沫若也常自言,自己写诗分为两种方式:一种是逢场作戏,这样很快能获得成功;另一种则是自然流露,这样的创作往往很难顺利,但也有可能因为真实而打动人心。他说:我的诗歌之所以最早能写得好,正是因为自然流露。例如,他在日本留学期间,穷得连饭钱都没有,只有几个好朋友田汉和郁达夫可以与他倾心交谈。那时,他写的《女神》里有很多都是与田汉交流的产物。最后,这首诗由宗白华在上海发表,使他一举成名。随着北伐的展开,郭沫若的地位逐渐上升,也开始学会了如何逢场作戏。 但是,郭沫若坦言,自己内心常感到悲哀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诗意,因此很难写出真正的好诗。他的那些分行散文,其实都是应景之作,根本不配被称为诗。他也透露,别人为了避免伤害他的自尊,通常不愿指出这个问题,但他自己却有自知之明。 最后,郭沫若对陈明远说:你和那些人不一样,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,所以我特别喜欢你,爱你。我希望你在编辑《沫若文集》时,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,免得后人耻笑。虽然后人如果真要嘲笑我,那我也没有办法,反正到那时我早已听不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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